我们必须清楚地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我们是否接受伦理学问题，对于我们接受还是拒绝伴随我们所有选择而来的危机，对于我们将赞成还是抛弃与上帝的基本关系，我们没有选择。伦理学问题并不等待着我们沉溺于任何伦理学的理论化中，危机也不等待我们变成批评家——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不等待我们所谓宗教体验。伦理学问题是主宰者；在这种处境中，它是基本的和首要的。它让我们来接受它。我们活在这种危机和关系之中；只有在我们不断地保持在一个真理——不借助于我们也能站得住脚的真理面前低头时——只有当我们面对这一事实，即伦理学问题是赋予我们的，我们必须接受它时，我们的理论和批评以及所谓体验才是可能的。并不存在着我们或许希望的摆脱伦理学问题加之于我们身上的负担的那一刻。
我们时时都在活着。活着意味着行动，甚至当行动意味着什么都不做时也是如此。在什么都不做的活着中，我们不会有意识；这也不是我们的那种活法。但是，所有行动、所有行为既然必须关系到目的，也总会遇到它自身的真理性、内在意义和法则问题。当我们领悟到把我们的行为与这样或那样近似的，或有限的目标相联系的内在意义和法则时，我们的问题仍旧没有被回答。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目标必然展望着自己的目标，展望所有目标的最终的目标，因此我们的问题也期待着一种超越一切存在之外的善。每一个随意的和现世的我们应当做什么都包含着随意性和现世性无法给出一种满意回答的“什么”，因为它是一种最终的和永恒的“什么”。由于这个问题，我们生活中的危机继续着，由于这种危机，我们保持着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生存，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责任。
